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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之后，梅子和我被通知回到台里。台长一脸的疲惫，却藏不住一脸的喜色。他说，你们俩要请客啊，我可是陪着你们过了这关。
台长有一个同学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社做主编，那是份很有分量也很有销量的报纸。台长在受了训斥之后和同学通了电话，这一事件在报纸的头版做了报道；而这次报道比我们一个市级台的影响要深远的多。
你官复原职，他笑着对梅子说；这个节目上面一家大电视台要重新播出，那些乡亲有救了。
梅子说，台长，我早看出你是个好人，嘿嘿。
台长说，我不全是为了你们为了真相，也为了我自己。
节目经过重新编辑面向全国播出，事情很快立案，主要凶手归案，另外牵连出一大串的裙带关系。那是我们社会中隐藏的毒瘤，它盘根错节，交缠在每一个器官与组织之中。
不久我和梅子得到来自新闻系统和台里的两万奖金，我们俩欢呼雀跃了之后，梅子问，小孩子，你说这钱怎么办？
我马上知道她的心思，却狡黠地回问，你说呢？
我们对视了一下，几乎在同时说，"什么时候出发？"
这次台里派了采访车送我们去那个曾经苦难的山村。车停在村口，认出我们的乡亲就奔走相告，我们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我们走到婆婆家门口，那个孩子正佝偻着背扛着一堆柴火回来；看到我们，好不容易才卸下柴火，上前把我们看了又看。婆婆慌张着扶着墙挪出来，咚地一声在大门口跪下了。
乡亲们以后再不用活在棍棒的逼迫之下，而与指标化肥和凶杀事件相关的人尽数被扳倒，整个乡几乎是重新换了一个领导班子。希望这些父母官能善待这些乡亲们，让大家像人一样活着。
可是，死去的人是永远不会回来了。
婆婆在门前跪着不说话，只会一个劲地哭；我和梅子红着眼圈拉她也拉不起来。乡亲们逐渐聚拢来，排满了整个院子，忽然全部给我们跪下了，哭声弥漫了整个山村。
我和梅子说，你们起来，你们受委屈了。
那些淳朴的乡民们一个劲地磕头，我和梅子也在当地跪下了，跪天跪地跪我们的心。
多希望大家都平实而快乐地活着，像个人一样活着，没有欺压没有凌辱。
梅子说这次事件中损失最大的是婆婆一家，而且她的儿子也是为了大家牺牲的。我们拍这个节目拿到了一点奖金，这钱我们两个不能要，这个钱要留给婆婆，也希望孩子能上学读书。
我们把钱塞到婆婆手里的时候，婆婆没见过也没拿过那么多的钱。她是用一双前臂托着那些钱的，残手不住抖动着，钞票不时跌落下来。她不说话，只是哭。我们知道这一点钱又能弥补些什么——她是在为自己在世间所受的虐待与善待而流泪。
那个八岁的孩子叫黑子。他瘦小的身躯和乡民们跪在一起的时候，咬着牙没有哭；当听到我们说"上学"两个字，他的身子抽动着，慢慢地开始哽咽，那是一种挤压在胸口的哭泣；最后他抱着身旁的柴火堆痛哭失声。
我说，黑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这样才不会受欺负；这样，就会有一个好的将来。
我和梅子不敢继续呆下去，那样我们会情绪化到失控到疯狂。也许我们今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些乡亲了，梅子说。
我们在村口和大家挥手告别，保重啊大家！他们在黄土地上再次呼啦啦跪成一片。
梅子招呼司机说，我们快走，不要让他们跪了！
车子启动，我和梅子又一次泪水满脸，再次回头的时候，看到跪着的人群中一个瘦小的身影忽然跳起来，狂奔着追着我们的车，一手抹着眼泪。
那是黑子。
我们回头对他们挥手道别，我在心里说，再见了，婆婆，黑子，乡亲们，让我们都一生平安！
在车上梅子靠在我的身旁，虚弱地像一片羽毛。她轻声说，小孩子，借你的肩膀用一下，我好难过。
我们一点也没有为自己最后的所谓胜利而骄傲，我们多希望，这种事情不曾、也永远不再发生。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要好好地活着的人啊，我说。
那天我在亚当工作的停车场和他坐了一天，什么也不做，望着天空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看着亚当蹒跚着来回走动，灿烂地对他见到的每一个人笑，认真地从围裙上的口袋里摸出零钱找给人家。他鸭行到我身旁的时候碰翻了一把椅子，于是他嘿嘿笑了又笑。
我多希望自己能和亚当一样永远不知疲倦地快乐着；可是我算着亚当也有二十四五了，难道我们都是不懂爱也没有权利去爱的人吗？在人群中我痴痴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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