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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老妈一直拉着安的手聊天,话题无非是劝他放心治病。安对于我妈和我同行而来显然是很吃惊,眼神不住地瞟向我,一副措手不及的样子,看得我觉得好笑。
郁飞由于连着两天陪住显然精神不佳,才聊了一会儿就哈欠连天了。最终在我和安共同的劝说下,他决定和我妈一起离开,回家好好睡一觉。
临走时,老妈握着安的手叮嘱着“想吃什么就跟你哥说,阿姨给你做。反正退休了,在家闲着。别什么事都累你妈一个人。”
安闪着眼睛跟我妈道谢。
对于我和安的感情,老妈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早已不去考虑了。无奈也好,无助也罢,重要的早已不再是这些,而是以快乐为前提的生活。我想她对安的怜惜与心疼完全超过了对我们关系的烦恼与责备。亦或许这种理解仅仅是因为安的病而提前到来了?但我不愿把它仅仅当做对生命的哀悼,或是对一种没有未来的感情的施舍,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她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祈福。
好在安的精神一天天好起来,身体也明显有了恢复。
一个星期后,身上那些繁杂的管子都一一撤下了,他又浮现出了往日的生气,这让我又心生妄想,幻想着他能够和从前一样。
然而这毕竟是不可能的。从很多细节上还是能看出这次突发的危险给他带来的变化。左手的关节能迟缓地动,但已经握不紧东西。相应的左腿也因为神经的关系用不上力,不能做支撑腿。第一次下床时,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虚弱,伸了一只手给我。因为早有预感,我没有握他的手,而是直接架住了他的大臂。在我的胳膊感觉他左侧僵硬的压力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是一种很陌生的表情,像是怕我知道什么而极力做着掩饰,又像是自己因为了解而难以隐藏的恐惧。对此,我给了他一个微笑以作鼓励。我并没有太多的惊恐,看着他落在我眼里的目光,甚至有些感激地想:还好,他还能看见我。哪怕只是微弱的模糊轮廓,只要他知道那是我,就足够了。
而对于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他如我想象中的平静。没有吵闹,没有眼泪,只是望着窗外不怎么说话,这是我熟悉的他的反应,在最初得知是恶性肿瘤时的一些日子,他也是这样的。不需要别人的劝慰,也不需要善意的欺哄,只要一些独处的时间,他就能自己疗好透彻的伤痛。如果想要别人给予点什么时,他会轻轻地转过头看着你,然后你给他一片浅浅的微笑足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男孩,从来不对别人要求太多,却给自己太多的戒律,让我怜爱又疼惜。每每看着他的平静,我就有说不出的难受,好像心要被活生生地撕裂般,刺痛淋漓。
习惯,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很多人习惯被溺爱,被吹捧,被无数奢华而绚丽的美好包裹。而世界终究是不公平的,这也就注定了很多人必须习惯被损害,被折磨,被反复残酷而决绝的痛苦围绕。很不幸,我想,我的安是后一种人。但另我庆幸而倍感骄傲的是,他完全没有退缩,始终是笑着迎难而上。
安住院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提前下班,病房里却没有他的影子。桌子上有一个削了一半的苹果,床上的被子凌乱地堆着。头一个念头闪在脑子里时,我差点瘫倒:莫非他又恶化被推去抢救?好在邻床的那位阿姨及时地提着水壶进来,告诉我安被推出去散步了,我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可没多久,我便反应过来,安是被推出去的?就是说他被当成残疾人坐着轮椅出去的?
一直以来,轮椅就没给过我好印象,它总是和瘫痪,截肢这些不美好的东西联系着。一旦一个人真的要靠轮椅了,那就坚决与健康无缘了。虽然安的行动很不便,每次出去散步,除了被我扶着,还要借助于拐杖,但我仍固执地认为,他和轮椅是完全绝缘的。
说不上出于什么心理,突然觉得烦躁,似乎体内充满了易燃易爆的气体,着一点火星就会危害不小。那是一种邪恶的力量,一股压抑不了的冲动让我急于发泄。而不巧的是,刚好,郭姨和宁帆推着安回来了。
“你怎么在?”我冲宁帆没好气地问。
“我放假了,听说平安住院了就来看看。”
安显然是发现了我的不悦,一直看着我没说话。
看着他坐在轮椅上比我矮半截的样子,说不清是绝望还是愤怒,我把宁帆一口气拉到了楼下。
“谁让你推他出去的?”
“怎么了你?”她认为我在无理取闹,语气中还带些调侃。
“谁让你推他出去的?”我自认为心平气和地又重复了一遍。
“护士说天气好可以出去走走的。”她声音并不怯弱。
“不是走走吗,你用轮椅干嘛?”
她脸上的表情楞了一下,转而尴尬地动了一下嘴角,“我和阿姨怕扶不住他,正好同病房的有辆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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