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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我早已无言以对。我想象着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不能再奔跑，不能再凝望，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这对郭姨，平心，我，甚至认识安的每一个人都是很难接受的。特别是我，除了同样的痛苦，我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罪恶感。
“我想知道他是否已经出现精神上的某些症状？”林医生看着郭姨又看看我，“比如幻听，神情呆滞，反映慢……或者，脾气暴躁，喜怒异常……”
“没有。”我答得很坚决。
他将头转向郭姨，等待她的答案。
“他就是没有以前爱说话，喜欢一个人呆着。”
“可他和我说很多啊。他昨天晚上还给我说他姐夫出差的事啊！”我怀疑地看着郭姨。
医生很好奇地看着我，然后不失礼貌地问：“请问你是患者的……？”
我沉默了。
我该怎么说？我能怎么说？说是他的哥哥，病人履历上家属里又没有我的名字；说是他的好朋友，情理上勉强过的去，可过分的了解又有些牵强；说是他男朋友？老天，那只能换来雪上加霜的尴尬。
“他是我干儿子，俩孩子从小一块儿长起来的，跟亲生的一样。”郭姨适时地说出了这句话。
在医生很信服地点头时，我感觉眼睛湿湿的。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干儿子’这称呼很好笑，这三个字掩盖了多少事实，平复了多少尴尬！但马上又觉得自己太肤浅，这三个字同时又是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和爱吧？郭姨是疼我的，从小就是，她在尽自己所能地给我修复着有些破损的尊严。在她眼里，无论是什么，我都是被关心，被呵护的。我不应该再奢求其他了，那样我就太贪心了。
医生就安目前的身体状况做着说明，并征求郭姨对治疗的意见。我听得稀里糊涂，那些专业术语根本让人摸不清他的病到底有多严重。但我从这将近1个小时的谈话中明白了两个道理：一是安的病只能越来越重，直到最后离开我；二是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很长。
快结束谈话时，郭姨去了洗手间。
“医生，他经常想一些生与死的问题，有时候确实神色黯淡，这算是精神问题么？”我忧郁地询问着，声音流露出紧张。
“患者因为很清楚自己的情况，从而开始对生命担忧，这是很正常的。不同的性格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平安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一点从最初他面对自己的病时，那种平静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了。”林医生很和气地解释着。
“他很清楚自己的病吗？”我不解。
“是的，当初谈的时候他也在场。”
难到说他早就知道会有晕倒，昏迷，失明，瘫痪，甚至再也不能醒过来的时候？难道说在那些应该了解他病情的人里，我是唯一一个被隐瞒的？他对我一直小心翼翼地隐藏，为的就是让我不了解，不担心？安，你真残酷，让我蒙在鼓里，还想着只要好好治疗你就能痊愈呢！我真傻，明明自己有预感的，却宁愿天真地信任你善意的欺哄。
“你也不必担心，即使会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我们也能很好地进行控制。”医生依旧安慰我。
“那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呢？”
“尽量让他放松心情，别让他有太多活动，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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