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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梅子忽然开始恨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她说那简直是在麻木地注视着自己死去。她说，小孩子，我们玩点新的吧，我不想老是采访优秀市民优秀领导，歌颂什么道德新风范，我烦了，我烦透了。
我说，你做什么都好，反正我现在是你的兵，你走那里我就跟着。
她说你白跟了我几个月了，也没写出好稿子，你也出出主意啊。
我说那些东西我写不来。照一个既定的格式去写既定的采访对象，该把它写成怎样必须写成怎样在出发之前就定下了。
"那没创意。"我说。
那时候我和梅子都缺乏创意，她结婚五年，孩子也三岁了，丈夫也是搞传媒的，我不知道她是否有些疲倦。听说爱情到后来都是变了亲情的，夫妇之间就像自己的左手握右手一样没有**。
我们俩提到创意这个词忽然异样地狂热起来，一拍即合。我们决定做个新栏目，专讲一般人的故事。这点梅子和我惊人地相似，我们都相信一个人有一个故事，而平淡而真实的故事最感人。
方案很快得到了批准，栏目的名字叫《别样人生》，专门采访一些特殊职业特殊事件，我们换了个手法又靠上了"真相"这两个字。其实这么容易得到批准也是领导为了挽救每况日下的收视率。大家都要吃饭要生存吗——于是我和梅子要一起去发掘真相，梅子曾经为之付出代价的真相。
那一天梅子和我击掌相庆，约好了一起去喝酒庆祝，就是在那天我见到了若非。
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坚持着轮回的存在？就是在见到他的那一刹那，我相信世上是有一种冥冥中不可解读的现象存在；因为，梅子的丈夫若非，竟然和我的郑挚老师是那么的酷似！那天他穿着一件白衬衫，举止儒雅有度，挥洒自如。在见面的那一刻，我们俩都楞住了。梅子微笑着为我们俩介绍，又问孩子是不是送到妈妈那里去了，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很久以后若非告诉我，那种感觉，似曾相识。
那顿饭我吃得晕晕乎乎，记得我们喝了很多酒，亲近得好像一家人，还记得梅子说我是个好小孩儿好徒弟，很乖也很有灵性；记得她说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好玩的与不好玩的，若非和我在一边静静听着。
梅子说她很怕滑冰。她说起儿时家门前那条斜坡。她的家在高处，每天打水要经由那条斜坡去找公用水龙头。她还记得在冬天那条斜坡总是明晃晃的可怕；
"我姥爷是国民党，嘿，我那时是狗崽子。每天清晨住在斜坡下的‘红孩子’们就故意往我家门前的斜坡上泼水，等我出来打水的时候，那路就光可照人。"梅子笑起来。
我看到梅子这个扎着小辫儿的小姑娘提着大水桶，在期待而嘲弄的目光下小心翼翼地晃荡过那条"冰道"，砰地一声巨响人和桶一起滑倒在地上，水桶飞出好远，水泼了一身。她不声不响地爬起来去找水桶，不肯回头，也不肯流泪。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对抗，在很多时候人们失却了所有的同情心；就在这种仇视下梅子长大了，敏感而坚强。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玩。如果有幸再见到那些红孩子，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想。你可得对我好一些，听见没？"梅子瞥了若非一眼，忽然红了眼圈。他和我一直是用心的听众，他的嘴角一直带着微笑。
我的心猛地扭起来——若非和我郑挚老师同出一辙的微笑！他的五官很精致，肤色白皙，不像一个父亲而是一个清新的大孩子 .
后来我们继续喝下去喝下去，喝了天翻地覆，我和梅子都被若非拉货物一样拉回了家；后来若非说我在路上一直呜呜地哭个不停，我说，是吗，有什么好哭的，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若非说，哦，是吗，有一些记忆也许是痛苦的，那就遗忘吧。
我说，也许当我真正遗忘了这些痛苦的记忆，忽然发现自己被时间掏空，这种遗忘本身才是更深刻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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