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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没事，我说。说完只想往窗外看，不敢再看周扬和他的朋友们。我知道刚才真的很失态。
那对不起，再见了啊。黑黑的男孩子就势拉住了周扬的手就往车门挤去，生怕我讹诈他们似的。他们另外的两个朋友，一个满脸痘痘背着吉他、一个头发卷得跟个狮子狗似的，也随着他们匆匆消失在人群中，不见了。
我吐口气，仰在座位上，任人来人往。当旅客一阵喧哗忙碌后，绝大部分都鱼贯地向地下通道而去，列车上只剩几个女乘务员漫不经心地拖着蛇皮袋收拾桌上座下的矿泉水瓶。我却仍死死坐着。不是我不起来，是我根本没有力气再起来，连眨眨眼都费力，更别说再背着背包还要去拖那只笨皮箱。
一个长相颇不良善的女乘务员走过来，我知道要挨骂了。一路上，就是这个女人推着不锈钢的小餐车挤来挤去卖水卖饭卖袜子，顺道卖脾气——碰上哪个不长眼的民工挡了她的去路，准会被她一句话剥夺人籍：猪！拿眼睛出气的啊你，什么破枕头烂铺盖给我丢下车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看来我这次也在劫难逃。而当我闭上眼等她将我羞辱够了再找两个乘警将我扔下车去时，一阵争吵和扭打的声音从车门处由远及近奔来，一片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我睁开眼，周扬正好奔到我面前，随后脸膛黑黑的男孩子和另外两个人也追过来。周扬见我抬眼看他，就一把甩开他朋友的手：放开我雷子，恩，你，你为什么不下车？！
我看着气喘吁吁的周扬，苦笑了笑：能不能帮我拖下行李，我没力气。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要求真的很冒昧，但是当时周扬很愉快地答应了，这一点让我很奇怪。据此后成了我的铁哥们的周扬讲，他当时见我满脸憔悴胡子邋遢两眼血红一脸死灰怕我出什么事，出于同情和歉意才返回来的。可是雷子并不想让他招惹麻烦，却没拦住他。由此可以看出周扬的倔强脾气，也可以看出，雷子是同龄人中少见的早熟者，在人情事故上颇为老道，游刃有余的。事实上，在后来我们的交往中，他在这方面表现得的确相当老辣，从而使可能发生的糟糕的事情消亡在萌芽阶段。
不过，当时他却终究没有拗得过周扬。周扬执意要送我回家，他便和周扬以及他们的两个朋友一起，将我和周扬送到一辆出租上，并一再叮嘱周扬有事情马上打电话。周扬却一口一个没事。事实上，我们没走多远我就给周扬留个手机号让他回家了，因为，我不想别人掺和到我的生活中来。
回到位于市区龙亭区水利局家属院的家里，让司机师傅帮忙把皮箱搬进来，付了帐带上门，自己便倒在扶手上有几块针脚纤秀的补丁的旧沙发上动弹不了了，像沙漏流下的细沙。沙发磨损得发亮的条绒布上，满是厚厚的土腥气，夹杂着腐霉味，潮湿味，苔臭味。毕竟，这套房子自从我离开去北京找亚宁，就再没有人出入过了。一年多了。
天色沉暗下来，窗上褐红色的厚尼布帘还密密封封地挂着，使得房间内越发显得像个幽暗的冰窟，又像亚宁停尸的那个潮湿昏暗的太平间。我困了，想好好睡一觉，不想再想那些又多又杂的事儿。
将脸靠住沙发背，侧脸看见一缕微弱的昏黄的灯光从门缝里挤进来，像只受伤的小老鼠一样，小心翼翼而又安安静静地伏在水泥地板上。原来门没有关严，甚至我可以透过里门看到外层的防盗门敞开着，像傻笑得咧开的大嘴。
正当我抱着亚宁的骨灰盒昏昏欲睡时，楼道间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惊叫声：老杜你快来啊，老张家的门怎么开了，你看看是不是他哥俩回来了，你快点！
随后一阵急促的拖鞋和水泥的摩擦声传来。呼的一下，门北推开；接着哗的一下，灯被打开，雪亮的白炽灯光让人的眼睛刺痛。我眯着眼，看见一个系着围裙手拎锅铲的啤酒肚男人。是杜叔，妈妈的生前同事，我们的对门邻居。
杜叔和我们家都住在这幢旧居民楼的四楼，门对门，关系很好。甚至杜叔和妈妈还是大学的同学。我还可以清楚记得在没事作的冬夜，爸爸妈妈和杜叔杜姨就会在杜叔家里打麻将，或者互相找找乐子。杜叔一直说我们两家是最珠联壁合的，因为杜姨是省一级扬琴演奏家，在音乐上是个行家里手；爸爸是这所城市里一所大学的副教授，兼任市文联副会长，不但桃李天下，而且写得一手锦绣文章；虽然妈妈和杜叔都是在水利部门工作，但是杜叔一手令人叫绝的烹调手艺和正宗豫剧祥符调票友的身份的确令人不敢小窥，而妈妈作为国家二级中国画画家和古筝专业十级的本事也是毫不含糊。可就是这样一群不问俗世春秋的知识分子，却被官场的倾轧毁掉了他们原本奢望不高的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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