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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同性恋和台湾一同成长
然而，保守势力较弱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何台湾地区成为了“亚洲之光”。既然台湾宗教百花齐放，既然台湾是一个融合式社会，为什么二十年前台湾同性婚姻不合法呢？为什么到了今天才合法呢？其实，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与它的政经文化环境是一脉相承的。
这次同性婚姻释宪案，不得不提它的声请者之一——台湾同志运动先驱祁家威。1986年，他第一个出柜，为争取同志婚姻权多次出入“法院”；2000年首次向“法院”声请同性婚姻释宪，遭拒；2013年，祁家威与同性伴侣前往台北市“户政机关”登记婚姻时被拒绝受理，他不服各级“行政法院”判决，两年后针对《民法》条文“使同性别二人间不能成立法律上婚姻关系”声请释宪。
2016年，祁家威在台湾同志活动现场。
祁家威出柜的19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民主运动正是蓬勃发展之际，政治走向民主化。1986年，民进党突破党禁宣布组党；反核、反杜邦的环保运动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争取各弱势族群长久被忽视的权利。1988年解严前后，妇女新知杂志社与华西街救援雏妓运动，标志着妇女运动的开端。
在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运动和蓬勃的社会运动熏陶下，长期遭受压抑的同志族群受到了正面冲击和启蒙，甚至许多早期的同志运动参与者本身就曾经投身这一波改革运动。同性恋权益等议题，也因此成为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象征。
2000年同志咨询热线的立案化、机构化与常态化，标志着台湾同志运动从个人斗争走向主流化。2005年同志大游行壮大后，报刊对跨性别者的污名渐渐消失，在2005年后成长的新世代观念也更加开放多元。2009年后，台湾跨性别运动逐步走向公民权的实质讨论。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台湾地区社会运动和公民组织渐趋成熟，台湾各种推动婚姻平权的社会团体才有其发展的土壤。
2015年7月11日，台北，活动家游行呼吁给予同性婚姻权利。
除了民主和社会运动，台湾同志运动背后还有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1990年代，全球同志运动走入市场，企业针对同志族群做大量营销，认为同志是中高产阶层的消费者，粉红经济崛起。
虽然粉红经济后来在西方社会遭受质疑，但近年来台湾粉红经济的崛起也是不争的事实。全球同志旅游市场每年成长高达10%、消费力1年3.7万亿美元，多国积极争取，台湾“交通部观光局”近年也针对同志做营销，粗估效益超过千万元，同志群体的消费潜力已被认可。
台湾现代同性恋文化产品的发展轨迹也十分清晰。早在1983年就有《孽子》出版，这被视为第一本华人同志文学巨作。1990年代，《霸王别姬》、《喜宴》等大量的同志文化生产，台湾和香港有关的同志文化产品已能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台湾“大法官”释宪
除了伊朗、印尼这种文化保守的国家，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为啥没能第一个实现同婚合法呢？这或许还与他们的法律制度有关。
日本保守势力也相对较小。日本放送协会（NHK）2017年公布的民调显示，51%支持同性婚，反对的有41%。
事实上，日本也已经在立法上有所行动，2015年，日本东京涩谷区政府通过了《涩谷区推进尊重男女平等与多样性社会条例》，当地的同性伴侶从4月起可以申请“同性伴侶证明书”，这个证书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可处理民事事宜，如医院的探视权等。世田谷区、宝冢市等市也相继效仿。
2016年5月8日，日本东京，当地举行同性恋骄傲大游行。
但特殊伴侣证书离法律认可的婚姻还是差了那么点儿，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修宪。日本宪法中的第24章规定，婚姻必须建立在男女双方同意的基础上，但修改日本宪法难度大并且耗时长，目前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也并不支持同性婚姻。这可能意味着，即便是有民众的广泛支持，日本同婚要合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而在台湾的法律体系之下，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无需经过修宪这一步，它走的是“大法官”释宪的路子。
台湾社会酝酿和冲撞至今，到去年台湾“大选”的时候，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压力下，国民党、民进党、时代力量先后提交婚姻平权草案。而如今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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