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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强母亲留给他的“结婚”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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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柜子里的人……走进同类人的家庭……妈妈说同性恋只有外国有
2005年，复旦大学新开了一个社会学系，在全国首开“同性恋”课程。我和阿伟可能是第一对登台演讲的中国同志。我讲完后，反响强烈，现场有许多是隐匿的同志，有人递纸条说：“真羡慕你们！”有个学生说他妈妈一定要请我们到他家吃饭，路上他激动地说他已向妈妈公开同志身份。
我和阿伟第一次走进同类人的家庭。这位上海阿姨看到我和阿伟健康、阳光、快乐，竟然比我们更激动——原来她的儿子没有变成坏人，儿子的同伴们很优秀，他们没有罪，没有错。
那天在阿姨家里，我和阿伟都哭了。我们俩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当时连我都还不敢告诉父母真相。很多同性恋心底最怕的就是自己家人，怕伤害他们，怕他们无法接受，怕他们所有的希望都成空……同性恋长期被污名化，亲人们一直听到的是，这种人就是变态、流氓、精神病、艾滋病的同义词。在这样强势的声音下，我们只有选择长期不发声、不现身——被称为“隐藏在柜子里的人”。
相对应的词叫做“出柜”，指那些向家人、亲友或社会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当我向社会出柜之后，人们经常问，同性恋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到底在哪里？
根据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结果，同性恋人群占人类比例是3%到5%。这样推算，每四个大家庭里面就可能有一个家庭有同性恋成员。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几乎看不见我们？因为在中国，还有超过80%以上的同性恋，隐藏在柜子里。有个男孩考上研究生后跟他妈妈说“我是同性恋”，妈妈笑着说，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这个妈妈后来不笑了，还多次要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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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为什么勇敢地到火车站接来了男朋友？为什么义无反顾地为他和我组建一个家？是因为互联网把我解放了。
广州，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可以说是同性恋的半个天堂，人民公园一条200米的偏僻小路，几乎成了同性恋的聚集地。不过我是后来才知道人民公园里的这个秘密的，当时只是喜欢这座巨大的城市可以包容自己，不被家人发现。我努力打工、做生意，一路拼搏，这期间的经历也让我完成了同性恋者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环节——自我认同。也就是那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我是谁？
当时很少有打工仔会花一万多块钱买电脑，我买了。我要上网寻求答案。
第一次上网就看到中国有三百多个同性恋网站，看到专家说中国有五六千万同性恋者。天哪，那么多人，我还怕什么？狂喜啊！解放了，不孤单了，原来我是“同志”，原来我们被妈妈生下来就注定了只会爱上同性……从小背着的一块千斤大石头，这天晚上就这样轰然落地。
那时网速慢，每天半夜爬起来上网，一个月上网费七八百块，我像疯了一样投入网络。同性恋的各种信息、知识、活动，像潮水一样涌来。
过去认为做生意赚钱是最重要的，但了解了自己之后，我把生意丢一边了，迫不及待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帮助更多同性恋者走到阳光下。
我用小名阿强在天涯网站开了“同志爱人”博客，在新浪网开了“夫夫生活”博客。写我们的故事，写同志伴侣的日常生活。后来阿伟走了，我又写失恋心情，写同性恋如何防艾等相关知识。博客名气越来越大，点击量惊人，这种呼应让我找到了群体感、成就感，我又从网上到网下，做志愿者，不但接受媒体采访，还自费采访同性恋人群，写文章，接同志热线……
“阿强”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出柜了，无数人知道同志阿强的故事。但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不知道。2006年，妈妈住院，检查已是癌症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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