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同志”的自我救助之路
小四终于做了他认为这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为此，他在圈内备受尊敬。
12月7日，云南电视台《封面》栏目播出了一部关于男男性接触者的专题片《同一个蓝天下（下）》，小四是该专题片的主角，20分钟的短暂镜头里，记录着他20个春秋的辛酸过往，或许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他的选择，但他将男同志这个隐秘的群体第一次直观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采访中他依旧不停地在重复着镜头最后的那句话：“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果牺牲我自己，能够让社会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同志）这个群体，那这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不会后悔。”
对于小四这个没有家、并且生命随时会终结的孩子来说，昆明春雨同心工作室就是他的家和灵魂的归宿，而对大部分的同志来说，这里同样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2005年5月，在昆明市健康教育所的支持下春雨同心工作组正式成立，它成为了云南第二个同志社区组织。与其它的同志社区组织的操作模式一样，春雨同心工作小组拥有半官方背景，资金与技术以争取项目的形式得到了国际机构家庭健康国际（FHI）的支持。
同年，同志社区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仅2005年，中国新增的同志社区组织达到了200多个。
而这一年，云南新增的艾滋病患者中，男男性接触者的比例急速上升，这一变化让男男性接触者戴着“高危人群的帽子”，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为此，云南的同志社区组织也迅速对此作出调整。据昆明市健康教育所项目办主任杨莹介绍，2005年，春雨同心工作组成立后，对男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的策略采取通过建立活动中心、开展外展宣传。
外展，这个最有效最直接的干预方式开始发挥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提高工作效能，春雨同心工作组还专门制作了一张“同志地图”，上面清楚地标出了同志聚集的活动场所的位置，以及该场所的同志人数和人流聚集的高峰期。
“所有的同志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是由同志组成，因为同志这个人群很敏感，防备心理很强。这样也便于与同志人群的交流和沟通，更好地开展对男男性接触者人群高危性行为的综合干预工作。”徐志强称。
以上这些行动，被看作是一场同志人群发起的自我保护和救助的运动。
这场“自我救助”活动在2006年达到了高潮，随着云南省红土高原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和云南平行(Yunnan Parallel)同志社区组织的纷纷成立，昆明的同志社区组织达到了5个，覆盖的同志人群超过了10000人。
事实上，浮出水面的同志人数并没有发生改变。
如果按国际公认的男男性行为人群占男性成年人口3%——4%的估算方法，那么，昆明市区的男同志的数量应该在30000至40000人，但由于这个人群特有的隐秘性，更多的同志人群将很难接触到。
■专家观点
徐志强（家庭健康国际项目官员）：国外一些政府组织和基金会为改善大陆同性恋者的生态和防治艾滋病，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本地草根组织强有力的支持。作为艾滋病高发区的云南自然吸引了更多国际机构的注意，而云南政府的热情支持也为国际防艾机构进入提供了可能。
包容，将让他们重获新生
用赵峰的话说，小四因上电视而“一举成名”，但他的麻烦才刚开始。
12月8日，《同一个蓝天下（下）》播出的第二天，小四像往常一样与朋友来到了南屏街的一个大超市购物，当天两个中年妇女跟在他身后不停地指手划脚，窃窃私语，这让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剥光了一样，极不自在。
“说实话，从内心讲我没有压力，但是每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奇怪的念头就会涌入脑海，‘他们会不会说我不要脸？会不会把我当怪物？’想着想着心里就有些不自在。”尽管如此，小四并不后悔，作为群里第一个“浮出水面”的人，这些都是他必须要面对与承受的。
而对于绝大多数“潜在水下”的同志，他们总是戴着“一副面具”示人，真实的自己永远都在面具背后，只有在他们的世界里，这面具才能摘下。
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通过多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的跟踪调查，得出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罚款等)。
而长期以来媒体对同性恋群体的猎奇性报道也加深了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厌倦感。“印象最深刻的有2000年毛宁被刺事件和2001年歌手红豆猥亵男童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但凡关于同性恋的报道都是以负面为主，这让社会又再次误读了这个群体。”
有很多人问过思凡，同性恋是怎样的？思凡解释道，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同性恋，同性恋人群里有富贵的，也有贫穷的；有善良的，也有凶残的；有上层社会的，也有下层社会的等等，“其实我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都一样的有爱有恨，只是我们爱的恨的是同性而已。”
“我向同志宣传使用安全套时，有一个男同曾这样跟我说：‘我活着都没有意义，我得不得病又有什么重要。’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他活得没有意义指的是什么？因为他活得不是他自己，他想要的生活现在没办法得到，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问答，当社会认同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珍惜自己健康的时候。”思凡称，因歧视而引发的自残或自虐行为在同志圈子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赵峰将自己是同性恋的身份向他最亲的家人公布后，遭到了家人与他断绝关系4年的结果。“就连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都要用四年的时间来重新接受我，那么这个过程整个社会要花多少时间，我连想都不敢想。”
“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我是一名同性爱者，你没有跑开，而只是微微一笑对我说：‘没什么呀！那只是我爱青菜你爱萝卜而已。’因为这一点支持，我就可以不用再躲在柜子里生活，我会万分地感谢你!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如你，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我的敬意！因为这样的包容，将赐予无数重生的生命！”这是思凡刚写完的散文《如果有一天》中的一段话……
■专家观点
石鹏飞（云南大学教授）：总的来看，同性恋人群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权利是处于上升状态。但整个社会对同志人群的歧视与偏见将会长期存在。
■中国同性恋历程
195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明确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司法解释：“关于成年人自愿鸡奸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决。”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一文，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只是属于少数，但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
1994年张北川的著作《同性爱》问世。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出版物。
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过去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
2001年4月，中国精神病协会更改了对同性恋的定性，已经不再被认定为精神疾病。
2004年12月2日，CCTV新闻频道“央视论坛”栏目播出《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这是CCTV首次正面讨论同性爱现象／人群，节目以较开放的视野，介绍了发达国家对同性爱者的态度，明确反对“同性恋＝艾滋”的偏见，强调了艾滋病在我国男性性接触者中流行的严峻现状。
2005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举行。
2006年“两会”期间，社会学家李银河再次发起提案，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引起了广泛关注。
|
|
